金文成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段时期我们党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大革命时期开展了农民运动、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提出实际是来自于共产国际当时提出了这个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过程中要实行工农联盟。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个时期的重点是围绕“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围绕土地革命，制定了《井冈山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实行了土地革命，要没收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农村公共土地，土地分配原则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一时期形成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在根据地的三年，通过土地的革命，动员起了最广大的农民参加革命。反围剿失败之后，红色被迫战略转移，到抗战时期为了最广泛的建立统一战线，最可依靠的力量还是农民，所以在这个时期采取的是减租减息的政策，通过减租减息来动员和组织全国力量参加抗战，对地主采取的是限制剥削，所以是一种渐进式的土地改革。最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1942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最后一个阶段是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民，最重要的两个文件，一个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另一个是《土地法大纲》，引导土地革命深入开展。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1.19亿农业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有2.9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个时期的主题是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在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上、紧紧依靠农民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壮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段时期的教训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我们照搬了苏联的模式，特别是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中，采取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等过激的措施，所以土地革命中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个偏差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党依靠的农民力量出现了分化，没有最大限度的动员起整个社会力量去投身到红军的队伍中去，对于中农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大的问题，包括后来实行的“查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

这个时期我们党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三农”问题，一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当时提出的政策是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进一步保护中农、分化地主，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按照这样的政策，到1952年底，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全国3亿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免除了向地主缴纳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地租；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农业生产的展开，围绕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关于为什么要组织农民，毛主席当时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把农村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为了最大限度地支持我们国家工业化。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现代化和发展我们的工业化是很难的，同时农民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得了土地之后，受自然灾害、家庭劳动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很快就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又成为了富农，又存在了雇工。为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借鉴了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通过互助合作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建立集体经济。通过这些建设，我们国家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00亿斤增加到1978年的6000亿斤，人口从5亿增加到了8亿，通过农业的生产，有力支撑了国家低水平的温饱问题，据统计那时候还有2亿5千万的贫困人口。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通过构造一个城乡分割的体制，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统购派购、城乡户籍制度，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支持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有专家曾做过测算，通过工农产品价值“剪刀差”，每年为工业化提供了275亿元的积累，一共达到1.26万亿元，从1952-1997年的45年间，我们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1.26万亿元的积累，每年275亿元，建成了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门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城乡分割的体制下支撑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这也是我们现实的选择，当时是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的。

这段时期的教训就是犯了冒进和“急”的错误，比如1958年8月29日中央发布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部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全国99%的农户都加入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高速度带来的是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被平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后来经过了不断的调整，特别是组织开展了全国的大调查，通过大调查来了解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整之后，到1961年制定了《人民公社条例》，确立了三级所有、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我们现在进行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的所有制关系，还是建立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的，所以到现在《人民公社条例》也没有废除。

推进农村改变，这个时期我们党确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农业的发展方针，那就是调动我国几亿农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是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作出的一个重大的方针调整，这一条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时期我们通过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探索建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放活统购派购制度，把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全部解放出来，发展我国新的农村经济。这个时期中央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特别是1982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小岗村实行的家庭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制度，肯定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发端，农村改革全面推进，1983年撤销了人民公社，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一项制度。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确立了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农村制度，这个阶段的主题就是“放活”，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突破教条主义，把“三农”发展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坚持市场化取向，推进农村改革，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放活土地、劳动力、人口等生产要素。教训就是粮食出现波动、农民负担沉重、工农城乡关系失衡。1984年粮食产量突破8千亿斤，1993年超过9千亿斤，1996年和1999年过了1万亿斤，但2003年降到了8614亿斤，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提过在中国粮食有过闪失。即使进入新阶段，受原来的工农城乡关系还没有调整的影响，2003年的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1997年恢复到1万亿斤。城乡收入比，1985年降到了1.86，但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比逐步扩大，增加到3以上，2002-2009年一直在3以上。所以城乡关系失衡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阶段我们党一共出台了九个“一号文件”。这个阶段时代的背景是，从“三农”自身来看，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粮食产量下滑陷入低谷，1998年后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下降，2003年跌到了8614亿斤。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随着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的推进，整个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我们国家1999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首次超过1万亿元，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元，在这样的情况下，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开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把统筹城乡放在首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大判断，为我们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纵观一些国家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共同与农业的协调发展，也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按照“两个趋向”的指导，我们国家农业发展方针进行了大的调整，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确立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农业从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到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后是实施农业税费改革，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是通过农业发展方针的调整，农业发展方针调整为“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这个时期统筹城乡就是主题，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极大提升农业的战略地位，工农城乡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2010年农林水利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超过9%，达到8129.6亿元，粮食产量超过1.1万亿斤，历史上第一次超过1.1万亿斤，城乡收入比从3降到了2.99：1，形成了有利于城乡发展的农村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央从2004年恢复发出中央“1号文件”，连续发了九个。

“三农”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是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建设迈入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发展的最大不平衡还是城乡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所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农村现代化滞后于农业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于整个国家现代化，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三农”的基础地位，中央连续发出了九个“一号文件”，确立了新的粮食安全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总书记这一时期提出了“三权分置”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土地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理论，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三权分置”的理论是在过去一些地方“三权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去丰富和发展的，也是“两权分离”的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构造了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用杜润生先生的话说，就是通过责任制和合同的方式，把集体所有和农民的积极性连接了起来，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伴随着土地流转的持续推进，就出现了“三权分置”，落实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

这一时期党的“三农”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规律”的认识，在原来的“两个趋向”的基础上，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规律”，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不管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在我国，农业都要发展，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这“两个规律”是对“两个趋向”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总结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今天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叫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工农互助、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全面融合首次提了出来，要求促进城乡融合，体现的是全面，农村各项建设都要与城乡发展全面融合。进一步提出是在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工农互助、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把全面融合调整为协调发展，这样提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这些年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协调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城代乡”的问题，出现了用城市化替代乡村的问题，出现了大拆大建，在农村不按照乡村发展的规律办事的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这个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表述为全面融合调整为协调发展，确定发展战略目标，远期目标、中期目标、近期目标。远期目标是强、美、富，去年又进一步细化了强、美、富的内涵，确定了农业农村发展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多育少取放或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明显农业农村要优先发展。去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顺序调整了一下，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语序的调整，这反映了中央对于“三农”工作的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这个时期的主题应当是融合，重点是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国家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粮食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农业科技进步率超过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消除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收入比由2019年的2.64：1缩小到去年的2.56：1，提前一年实现了反一年的目标。农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上看，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年从大的历史来“三农”，来认识“三农”，就是要始终把农业农村作为我们国家的的战略基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惟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看，战略基点在扩大内需，农村市场广阔，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要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彻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城乡双向流动、平等交换，改变农村的各项生产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格局，在未来的发展中，市场广阔，可以大有作为。这个过程中，推进农村的发展始终要保持历史耐心，在这个过程中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的要保持历史耐心，涉及农民进城问题的要保持历史耐心，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保留农民的“三权”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制度，就是让农民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保留“三权”，尊重他的意愿，这是我们从百年历史中得出的一个深刻的启示。

建党百年来，我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历经艰难探索，成功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选择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工业化道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进而向强起来前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年党史，一定程度上就是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的历史，是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这段历史上，实现了从解放农民到组织农民，进而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历程。正如总书记指出的，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